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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飞歌
来源:北京日报 | 凸凹  2021年05月25日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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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的堂上村地处京西的最南端,坐落在与河北的涞水相邻之处,不过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山村。如今却爆得大名,成为许多人的“打卡”之地,一年四季,游人络绎不绝,特别是到了“七一”党的生日,各地一些党组织,都要到这里缅怀先烈、追寻初心、重温入党誓词,搞党日活动。因为它是红色经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地,不仅保留着历史旧址,还建有展陈丰富的纪念馆和党旗广场,一面巨大的党旗在山体上壁立,摄人心魄、引人眼眸。

曹火星的创作才华

搞抗战宣传要东奔西走、常常还要深入敌后,而他既可以适应艰苦和危险的工作环境,又可以扮演女角。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怎么就能诞生了一阕红色经典?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在岁月深处追溯,细细梳理,遂发现,它是时势的产物,存在着不容置疑的历史必然。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地分析了这场战争的性质、特征和发展趋势,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由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得人心,成为全民抗战的思想指南,因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成为了民族战争的中流砥柱。持久战的性质决定了要打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这就要广泛宣传动员群众,需要文艺的深度参与。毛泽东因此提出了“抗战文艺”工作方针,他指出,人民战争的文艺,不仅要面对战士,鼓舞其士气,愉悦其身心,使其获得必胜的信心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以打败顽敌;还要面对根据地和战火波及地域的人民群众,履行启发大众、动员大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使命,让人民群众觉悟起来,参与战争和革命政权的建设。毛泽东适时地组织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用“枪杆子”和“笔杆子”形象地比喻人民战争中不可或缺的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称之为“文武两个战线”,认为,光靠“枪杆子”的单打独斗,是不能实现革命目标的,反之亦然。只有“枪杆子”和“笔杆子”相互配合、密切合作才能实现人民战争的革命目标。

毛泽东在延安所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便是最生动的阐述——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跟丁玲一样,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聚集在革命圣地的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以极大的热情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各根据地也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加大了文艺抗战的工作力度,纷纷成立各种宣传队和群众剧社,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局面。其中晋察冀根据地就成立有战线剧社、胜利剧社、冲锋剧社和铁血剧社等,活动范围之广、宣传形式之丰富、宣传效果之显著,堪称典范。因此也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抗战文艺家,如邓拓、远千里、田间、赵树理、孙犁、梁斌和曹火星等。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词曲作者曹火星就是在抗战文艺的大潮中参加革命的,并以适应人民群众的文艺形式开展宣传活动的——

他上学的时候,读了不少宣传救亡图存的文艺作品,对投身革命有强烈的向往。毕业之后,正好他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并成立了平山县青救会铁血剧社,便兴冲冲地去报名。剧社领导看到他长得白脸长身、眉清目秀,透着聪慧,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他们是觉得,搞抗战宣传要东奔西走、常常还要深入敌后,而他既可以适应艰苦和危险的工作环境,又可以扮演女角。

据他本人回忆——

这个剧社,除几位领导干部外,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一共十几个人。在剧社里我饱尝了革命的甘甜和愉快。天天唱歌、跳舞、演戏,下乡做减租减息,募款募粮宣传抗日救亡。最初,对于音乐我也只是爱好,谈不上懂;至于写歌更没有想过,也不理解什么是创作。后来由于宣传工作的需要,学习旁人的经验,用民歌小调添上新词进行演唱或教给群众唱,收到效果,激发了自己的创作兴趣。

以后,铁血剧社扩建,从十几个人发展到四十多人,并改名为群众剧社。1943年初,也是为了适应越来越严峻的抗战形势,剧社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分队,投入平西新区火热的群众斗争。我和几个同志到了房山霞云岭的堂上村。在那里,一边搞抗战宣传,一边还辅导村剧团和儿童团的文艺活动。所以就有了我在堂上村创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的现实原因。

曹火星的心灵震撼

敌人架起机枪扬言,如果不把王英武交出来,就屠村。王英武闻讯之后,毅然从三十里外的安全地带自己走了回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刚一结束,曹火星一行四人,就作为群众剧社抗战宣传小分队来到了斗争形势最为艰苦的平西。

当时的平西抗日根据地以房山县、良乡为核心地带。这里由于与北平的宛平县接壤,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最前沿,斗争尤为残酷和激烈。日军占领了房山和良乡之后,烧杀抢掠,制造了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其中的二站惨案,令人发指、震惊世界。日军把二站的天主教堂团团围住,把里边的和平教民和避难的群众100余名分三批拉出来屠杀,最后焚烧教堂,把里边的20余名教民活活烧死。有教士拍下了废墟的照片,一片焦尸横斜,惨不忍睹。日军还派飞机轰炸了坐落在房山南尚乐的、世界闻名的佛教圣地云居寺,千年古刹被夷成一片瓦砾。日军不仅杀我族类,还灭我文化,暴行累累,制造出遮天蔽日的一派恐怖。

就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背景下,共产党的宋(时轮)邓(华)支队却逆行而上,悄悄地开进平西,在这里开辟根据地。延安八路军总部也派来工作团,并指示工作团成员包森专门进行当地土匪武装和地方民团的收编工作,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造条件。包森只身进匪窝,面对一把把寒光凛凛的刺刀,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并动之以情地晓之以家国存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他苦口婆心地宣讲了三天三夜,这些地方武装的首领被他舍生取义、坚忍不拔的气概所震撼,纷纷接受改编,投入抗日行列。1938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房山的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房(山)良(乡)联合县政府在一个叫长操的小山村悄然成立。这之后,我党乘势而上,在短短的一年里,在平西地域上,先后成立了房(山)涞(水)涿(州)联合县政府、宣(化)涿(鹿)怀(来)联合县政府和昌(平)宛(平)房(山)联合县政府等多个县级民主政权。

在日军防守最坚固、统治最严密的“模范”领地,一下出现了这么多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啻是在敌占区的腹地插上了一把把锋利的尖刀!日军在震惊之余,把平西共产党、游击队和县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疯狂进行扫荡和清剿。根据地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反扫荡”“反清剿”的斗争,经受了血与火的重重考验,以顽强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坚持、巩固并壮大、发展了自己的抗日力量,不容置疑地成为了平西抗日的中坚力量。

曹火星随群众剧社小分队来到房山县霞云岭地区,耳闻目睹了根据地所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惨烈的斗争故事和英烈传奇,心灵不断受到震撼:

——房良联合县政府的第一任县长杜伯华是吉林榆树人,参加革命前以行医为业。担任县长后,他不仅亲撰《告全县同胞书》,还冒着风险亲自到各地散发。对县政府的事务,他都亲力亲为,呕心沥血、夙夜在公。感于根据地百姓因缺医少药,致残致死率很高,他便攀山越岭采集草药,制成方剂送给贫病人家。几次遇雪遇雨,山路湿滑,都险些跌下山去,弄得遍体鳞伤。群众看见,纷纷落泪,唏嘘感叹:这哪里是堂堂的一县之长,纯粹是老百姓一个长工!后来他还办起了制药厂,亲尝百草,开发方剂。终因尝草中毒溘然长逝。聂荣臻司令员扼腕不止,亲自参加追悼会,并把他生前创办的药厂命名为“杜伯华制药厂”,还指示把他的遗体葬于河北唐县神仙山北麓,与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之墓相毗邻。

——房良联合县政府北窖村支部书记王英武率领民兵做内应,配合以萧克为司令的挺进军攻打日军北窖运煤高线,炸毁供给动力的锅炉房,致使高线运输陷入瘫痪。日军疯狂报复,沿路烧杀到了北窖。由于王英武和几位民兵已提前转移,日军便恼羞成怒,把全村的百姓集合在村口的大槐树下,架起机枪扬言,如果不把王英武交出来,就屠村。王英武闻讯之后,毅然从三十里外的安全地带自己走了回来,从容地走向敌人为他准备下的滚沸的油锅。

——由于日本人的封锁,根据地粮食奇缺,部队行军打仗时常断粮,为了突破日寇的封锁,房涞涿联合县政府就派八路军战士、共产党员史明楼潜回他的家乡——房山佛子庄乡的石板房村,筹措军粮,建立粮仓,开辟粮道。粮仓就建在村里的山洞里,储粮最多时达到二十万公斤。那时,山里多是饥馑难挨的日子。山地产量低,又要筹集军粮,乡亲们大都是吃糠咽菜靠野果充饥。至于史明楼,他白天看粮仓,夜里披星戴月地种点儿石边地,为家里打点儿口粮。一天,他在锄地时突然腹痛难忍,艰难地挪回了家门,一躺上土炕,便卧床不起。请来的郎中诊断,因吃下的橡子面、玉米轴、柿子干和野菜粗糠太多,造成了肠梗阻。要想救命,就要喝点小米粥、面片汤,吃点细软的食物。此时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哪里去找细软的食物?他妻子说:“山上不是有粮仓吗?”史明楼摇摇头,“那是军粮,不能动。”妻子说:“你不是身子有病吗,不能眼瞧着被饿死。”他猛地挺起了身子,一板一眼地说道:“身子是自己的,可以病,粮食是公家的,绝不能动,要是动了公粮,我对不起党组织的信任!”不久,他就在难以忍受的剧痛中溘然离世。巨大的悲痛,让他的妻子哭不出声,只是不停地嘟囔道:“狗日的粮食,狗日的粮食,这狗日的粮食!”

——地处史家营乡秋林铺村的昌宛房县政府,设有司法科,建有简易的监狱。遇日本人进山扫荡,县政府组织军民紧急转移。监狱里在押的一百余敌伪犯人成为转移的拖累,有人建议就地解决。县长坚拒,说,人民政府,必须是法治政府,这些人即便是人民的罪人,也要经过审判,依法进行判决,切不可想当然地进行处置,再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讲人道的,情况再紧急,也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为了掩护他们随县政府一同转移,我们的战士还付出了牺牲的代价。这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觉得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仁义之师,震撼和感动之下,真心拥戴和支持,遂使史家营——百花山地区成为我党的模范根据地,让萧克为司令员的挺进军在这里成立并立足。萧克意气风发写下了《百花山在望》一诗:“北渡拒马河,百花山在望。建立挺进军,深入敌心脏。放眼冀热察,前程不可量。军民同协力,胜过诸葛亮。抗战虽持久,笑我力正壮。”

平西根据地的种种见闻,让曹火星内心激荡,热血沸腾,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对自己说,歌谣小调已不能全面地反映平西抗日根据地人民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更不能有力地呈现共产党、八路军在血与火中的高风亮节和巨大牺牲,我要写一首大歌,要有历史的深度,现实的力度和精神的高度,也要有人民的立场、真理的内涵和心灵的旋律。

曹火星的创作使命

曹火星一拍大腿,“对,就用霸王鞭的旋律。”他又补充道,“毛主席不是说了吗,抗战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就是要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时间进入了1943年,眼见抗战胜利的曙光已冉冉显现,蒋介石急急忙忙抛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荒谬地提出“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了中国”。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出了其中的内战信号,很快就给予了回应,1943年7月12日他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毛泽东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破坏抗战的行径,呼吁全国各界、包括真正爱国的国民党人士行动起来,制止内战危机,共同挽救民族危亡。之后,围绕中国命运之争,《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相继发表了范文澜、吕振羽、艾思奇撰写的专题文章和社论。《解放日报》还发表了针锋相对社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那天吃过晚饭,曹火星正在堂上的中堂庙前低头沉思,他要写一首新歌。突然就听到有人叫他,“火星!”抬头一看,见战友张学明迎着他从山下跑上来。张学明刚从晋察冀军区学习回来,手里抱着一摞书报,“你快召集咱们小分队同志坐下来学习,军区党委有布置,根据地的各路宣传小分队和全体文艺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中央指定的读物,用以武装头脑,明确我们今后的宣传重心。”

曹火星随手抄过来一本小册子,竟是蒋介石抛出的《中国之命运》。他一愣,草草地翻了一下,看到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说法,便猛地掷在地上,大声叫道:“真是他娘地胡扯淡!”曹火星解释说:“平西根据地的斗争生活,早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所以,我本能地觉得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说法既无耻又荒谬,根本就无法接受。”

曹火星又拿过来另一本小册子,系晋察冀出版社印发的我党的《评〈中国之命运〉》。他一旦翻开,就不能停止,居然站在原地一气读完。这本小册子,以事实为依据,用雄辩的历史逻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革命进程和民族抗战的斗争趋势进行了层层递进的叙述和论证,写得回肠荡气、掷地有声,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文章最后说,回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得出的答案只有一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这个结论说得太好了,它是真理的声音!”曹火星兴奋地把张学明抱了起来,不停地旋转。“学明,我一直就想写一首大歌,但始终不知道从何下笔,现在我终于知道要写一个什么作品了,这首歌曲的题目就叫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张学明在曹火星的肩上捶了一下,“火星,那你还等什么,现在就写!”

中堂庙有个小东屋,小东屋里有爿土炕,土炕上有张篾席,篾席上有个小方桌,小方桌上有盏煤油灯。曹火星盘腿坐在小方桌前,握着铅笔,冥思苦想。从夕阳西下,想到晨曦东起,小油灯的灯光从暗到明,再从明到暗,创作者的剪影始终凝固在窗纸之上。他现在不是不知道写什么,而是如何写好,写得大气磅礴、铿锵有力。他让根据地血与火的经历在脑子里不停地回放,他要回到生活的现场,让情绪渐渐饱满,让激情自己爆发。一声鸡啼,撕开了灵光,曹火星立刻伏案疾书,一气呵成,无一涂抹——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

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

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

他坚持了抗战六年多,

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

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写完之后,曹火星破门而出,去敲张学明的房门,“学明,我写出来了!”张学明急切地看完,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一首歌曲,一个真理。”张学明又激动地在曹火星的肩头捶了一下,“火星,你怎么这么有才,真让我佩服!”

曹火星脸红了,他说道:“不是我有什么才华,看上去是我在创作,实际上,是事实自己站出来说话,是历史的逻辑和现实逻辑自己走到纸面上理直气壮地进行排比,我不过是一个执笔的人而已。”

谱什么曲子呢?两个人都开动脑筋,捕捉音符,试着哼唱。不知不觉间,迎来了到中堂庙小广场晨练的儿童团员。儿童们每天都跳一种叫“霸王鞭”的京西民间舞蹈,今天也不例外。所谓霸王鞭,又称花棍舞,因为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由三节白蜡杆连成的道具,每节中串以铜钱,分上下两面,表演时,上下左右舞动,并敲击身体四肢、肩、背各部,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他们边舞边唱,其歌曲为京西民谣,旋律简单、明快而有力,便于掌握又能诱发激情,为京西人所喜。

曹火星一拍大腿,“对,就用霸王鞭的旋律。”他又补充道,“毛主席不是说了吗,抗战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就是要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这首歌一经诞生,就不胫而走,从平西传到晋察冀,从解放区传到敌占区,从地方传到作战部队,又随着作战部队解放的脚步从华北传到东北,大军南下又传遍全中国。上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又把这支歌唱到朝鲜,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一次讲话中还提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高唱这支歌的情景,苏联的《星火》杂志上还刊登过这首歌。以后抗美援越时,这首歌又唱到越南。不少华人团体和爱国华侨也在所在国传唱,就这样,歌曲遂传到世界上去了。

这首歌使曹火星成了名人。但曹火星说,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被人民接受,并一代一代地传唱,是因为它反映了历史的潮流,说出了人民群众心里的话,是人民群众的“心曲”,自然就传唱不衰。

这首歌曲最初的歌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来才修订为“新中国”(其中的“六年多”,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改成“八年多”)。这个“新”字是怎么加进去的呢?有几种说法:一说,是作者自己加的;二说,是章乃器先生建议加的;三说,是毛泽东亲自加的。

不管情况如何,但可以确信,“新”字的确立,是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情怀分不开的;也是与这首歌曲准确地代表了民心民意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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