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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奇外有奇更无奇 ——余华《文城》的叙事艺术及其问题
来源:《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 | 王鹏程  2021年10月31日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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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新长篇《文城》出版以后,在文坛引起不小的波澜——在当下焦虑浮躁、疾如旋踵的写作环境中,作者言其沉积八年、镌脾琢肾,让人不无期待。《文城》与余华既往的作品一样,叙事明快流畅,细节繁复恣肆,同时也显露出求变的努力和追求——作者有意无意地“回流”早期的先锋写作,将悬念、传奇、异怪等先锋元素融入到烟雨江南的想象性抒写之中,力图创造出一部诡谲怪诞而又宏阔浩大的“南方传奇”。

《文城》不同于余华此前的《第七天》《兄弟》《许三观卖血记》《活着》,人物神秘,故事离奇,情节惊险,早期的先锋元素和传奇色彩如同遥远的回声,贯穿文本始终,形成了一个具有陌生化效果的余华式的“后先锋”文本。然而稍加寻绎就会发现,其主要的情节结构,并非作者的精心孕育和独自创造,而是有着明显的借鉴甚至模仿的痕迹。故事开始,行踪神秘的小美和阿强如同天外来客,走进林祥福的宅院;小美突然生病,阿强托林祥福照顾妹妹,林祥福答应之后,他对妹妹耳语一番晦涩难懂的言语之后神秘离去;小美很快神奇痊愈,姿色秀丽的她让主家林祥福心旌摇荡,难以把持;冬夜突降雨雹,硕大的雨雹白如蚕茧,村子墙倒屋塌,村民和牲口横死而去,因为惧怕,小美在这令人恐惧的夜晚爬到了林祥福的炕上,两人有了夫妻之实;林祥福沉浸在美妙无比的幸福之中,小美却突然离去;林祥福一片痴情,苦苦守候,在将要绝望之时,小美却突然出现,因为怀有林祥福的孩子,她又神秘归来;生下女儿三天之后,她又借故离开,从此人间蒸发;痴情倔强的林祥福,背着女儿,渡过黄河,跨过长江,一路向南,开始了堂·吉诃德式的寻找文城的神奇迷幻之旅。

这已到了小说的第十二节,熟悉福克纳的人,会觉得这个故事似曾相识,不由自主会联想到《八月之光》中的女主人公莉娜·格罗夫——这位“怀着身孕,决心赤手空拳地去寻找她的情夫”1的姑娘。林祥福似乎就是中国版的莉娜·格罗夫。林祥福预感到小美还会离去时的一番斩钉截铁的誓言:“如果你再次不辞而别,我一定会去找你。我会抱着孩子去找你,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你”2,似乎也印证了这种感性的印象。小美生完孩子三日后不辞而别,林祥福如同莉娜一样,踏上了寻亲之路,不断“行进在路上”,寻找阿强和小美告诉他的并不存在的“文城”。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八月之光》中的莉娜——她是一个天真单纯的乡下姑娘,十二岁时,父母双双在一个夏天亡去。她跟着哥哥一起长大,在小镇上为哥哥看养孩子。她简单淳朴,完全由于健康本能的驱使和对异性的好奇,被卢卡斯·伯奇诱骗而怀孕。眼看肚子里的孩子一天比一天大,而伯奇却人间蒸发。莉娜毅然上路,从亚拉巴马出发,挺着大肚子前往伯奇告诉她的杰弗生镇,寻找腹中胎儿的父亲——伯奇在杰弗生的刨木厂干活。一路上她备尝艰辛,路人也为她的处境担心。但“她的面孔像石头般沉静,但不那么冷硬,固执中带着柔和,一种内心澄明的安详与平静,一种不带理智的超脱”3,她“讲话心平气和,却又固执己见:‘我想小孩出世的时候一家人应当守在一起,尤其是生第一个。我相信上帝会想到这一点,会让我们团聚的。’”4但到杰弗生镇之后,她并没有找到伯奇。孩子出生后,伯奇突然出现在她跟前,但几分钟之后,伯奇又撒谎溜走了。她“心甘情愿地有意放他走”,只是叹息了一句:“现在我又只好动身了。”5莉娜在生完孩子后,故意放走了突然出现的负心人。林祥福跟莉娜一样,十九岁时,亲人全部亡去。小美也同伯奇一样,忽然出现在林祥福的生活之中,又跟伯奇一样,突然消失。林祥福跟莉娜一样,也几乎是故意放走了小美。我们不排除东西方作家的文学思维具有某种神秘的趋同性,但如此之多的“雷同”,最大的可能是:福克纳的文学经验有意无意地影响了余华,参与了林祥福形象的塑造。从人物所承载的意义上,我们也能够看到清晰的“拿来主义”,——“莉娜与其说是福克纳塑造的一个人物,不如说是他有意运用的一个非人格化的意味隽永的象征。她从容自在地行进在路上的形象贯穿小说始终不仅为整个小说构建了一个框架,更暗示了一个以乡村为背景的淳朴人生,那幅‘老在行进却没有移动’的‘古瓮上的绘画’般的悠然景象,是她坦荡无忧的人生之路的绝妙写照,体现了亘古不变的自然人生。她俨然是大地母亲的化身,负荷身孕的体态象征着大地潜在的蓬勃生机;她以强大的生命力和超然的人格与小说中其他悲剧人物形成强烈的对照,并给他们以人生的启迪。她身上闪现的自然淳朴、宽厚仁爱、坚韧不拔、乐观自在的精神,令人想起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中所赞美的人类‘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6林祥福的性格及其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似乎也笼罩在莉娜形象的阴影之中,并没有开拓出新颖而独特的东西。莉娜的“内心的澄明与安静”“不带理智的超越”,是因为她笃信——“上帝准会让好事儿圆满实现的”,这种宗教信仰上的支撑,给了她寻找的精神动力。而林祥福的不断行进,固然有对小美的痴情和给孩子找到母亲的执着,以及某种古老理念的隐约驱动,但与莉娜的寻找相比,精神和逻辑上的动力截然不同,也显得明显不足。

小说后半部分的结构和寓意,会让我们不由自主联想到福克纳的另一部长篇《我弥留之际》。福克纳将一个寓言般的主题嵌进《我弥留之际》:开头是将死的艾迪,看着木匠给自己制作棺材,她留下遗嘱——将她的尸体运回娘家的墓地安葬。于是,她的家人们运送着她的灵柩,历尽千辛万苦向杰弗生的墓地行进。一路上遭遇马匹累死、洪水断桥,尸体的臭味和盘旋其上的苍蝇让路人退避三舍,她的丈夫和孩子们表面上履行承诺,实际上却各怀鬼胎。这样的送葬与中世纪时送灵魂去赎罪不无相似之处。《文城》后半部分则有一个大致与《我弥留之际》类似的情节结构。林祥福是木匠,开头给雨雹砸死的家仆田东贵打造棺材,后来他渡黄河、越长江,寻找妻子,生前未能见面,最终灵柩与长眠于西山的妻子相遇;他的家仆田氏四兄弟,将载有林祥福灵柩的棺木,从江南溪镇运往林祥福遥远的黄河北岸的故乡,他们艰难的遭遇与《我弥留之际》也很相似,道路崎岖,遭遇土匪,弟兄四人扛着棺材板车蹚过水沟……《我弥留之际》是美国南方精神死亡的历险记,也是一出堂·吉诃德式的各怀鬼胎的滑稽闹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关于人类忍受能力(human endurance)的一个原始的寓言,是整个人类经验的一幅悲喜剧式的图景”7;《文城》是林祥福这个忠义痴情的北方汉子在江南的传奇历险,也是北方精神在烟雨南方的奇幻穿梭和道德布施。

《我弥留之际》的女主人艾迪与外人无法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即使婚姻、子女以及婚外恋也没能将她从虚无主义中拯救出来,获得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弥留之际她留下遗嘱,要求将她的遗体送回娘家的墓地安葬——这是她生前设计的对家人的“报复”,小说的情节由此而展开,人物的遭遇也由于履行对她的承诺而引起。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在特洛伊战争之后,经历十一年的流落才回到家中,结果被不忠的妻子和其情夫所杀,《我弥留之际》潜在着这样一个与之对应的神话结构。履行承诺,恪守诚信,尽心尽孝——这是中西传统文化共通的价值亮点。在《文城》中,余华可能运用了神话原型批评家弗莱所谓的“移位变形”(Displacement)的方法,“按人间的方向来移动神话的位置”,“按理想化的方向规定内容的固定程式”8,将《我弥留之际》中与阿伽门农对应的神话原型变形为中国式的南方传奇,改变了《我弥留之际》的神话对应结构和人类命运寓言,使之更符合中国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规范,并以神异惊人的灾害书写和血腥残暴的土匪杀戮的渲染,彰显出古老中国仁义忠诚道德精神的可贵。不同的是,《我弥留之际》表现的是艾迪家人在灾难环境下的自私、丑恶、可笑与疯狂,福克纳“惯于把小说中的现实指向历史的传说和古老的神话,建立一种非凡的联系,使读者得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感受。”9而《文城》则是向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仁义礼信等致敬,是对林祥福、田氏兄弟、顾益民等人身上的重情、忠诚和道义等进行褒扬。

林祥福死去后,神秘奇异的“南方传奇”本已结束,作者却来一个续貂式的《文城 补》,使得整部作品显得头重脚轻。《文城 补》交代小美和阿强的婚姻生活,强力将已经结束的“南方传奇”拉回现实,如同已经飘入云端的无法掌控的风筝,拉回地面的努力使得线断鸢飞,结果造成文本意图的强烈冲突。效果也如同包饺子一样,之前没有严丝合缝,再捏一遍,下锅必然皮绽馅露。这里并非将《文城》当作《八月之光》与《我弥留之际》的“副本”。我们知道,“艺术作品是自由的想象构思而成的整体”,“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完全归结为外国影响,或视为只对外国产生影响的一个辐射中心”。但是,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包括从小说的情节结构,必须“同化于一个新的结构之中”10,必须创造性地完成“再生”,获得一种圆融浑然的有机的生命力。而《文城》似乎是《八月之光》与《我弥留之际》的糅合变形,有着明显的经过移位变形的对应结构,但明显没有消化掉这两部名著,使之化为自己的“血肉”,完成属于自己的新的“创造”。

《文城》是一部神秘玄幻的南方传奇。除了开头林祥福与小美的相遇结合迷离奇幻之外,奇异性的情节和细节搭建起了一个并不稳固的传奇大厦。林祥福在江南的寻找,一直笼罩在迷离的奇异之中。他带着女儿在溪镇附近遭遇龙卷风,乱石飞舞,树木拔地而起,船只被刮到陆地,屋顶被卷到河里,船家跳船逃命,他也跟女儿一度失散。到达溪镇后,溪镇又遭遇了长达十八天的雪灾。溪镇的老百姓在城隍阁祭拜,乞求停降暴雪,“很多跪在空地上祭拜苍天的人冻僵死去了”11,小美和阿强也在此次暴雪中死去。祭拜苍天而不顾惜生命,死去这么多人似乎也不大合乎情理,中国的祭拜仪式固然不乏虔诚者,但这样的殒身祭拜还是未免夸张得失真。小说后半部分写到的土匪酷刑,如 “摇电话”“拉风箱”“压杠子”“划鲫鱼”“坐快活椅”“耕田”,以及土匪杀人场景的肆意铺排,猎残炫奇,大多与小说内容并无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神话或传奇虽是虚构,但其故事情节,也得合乎逻辑,甚至得用靠近现实主义的方法,使作品获得抽象的文学品味和强烈的艺术幻觉。换言之,这类小说必须处理好“真”与“幻”、“平”与“奇”的关系,传奇性非但不能脱离现实性,而且应该寓于现实,与现实统一起来,符合生活的情理和逻辑。这也即金圣叹在评点《水浒》时,提出的传奇性小说必须遵循的律条——“天外飞来”与“当面拾得”“怪峰飞来”与“眼前景色”的有机统一。传奇性其存在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存在于普通的、平常的生活之中。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12。《文城》即是这样,以谲诡幻怪为传奇,且情节荒唐怪异,不合日常生活的情理与逻辑。

阿强和小美的家乡在遥远的溪镇(即不存在的“文城”),“出门就遇河,抬脚得用船”,“渡过长江以后还要走六百多里路,那里是江南水乡”。林祥福的家在距离溪镇千里之遥的黄河北边,“那里的土地上种植着大片的高粱、玉米和麦子”。距离如此遥远,方言的差异应该很大,甚至可能是完全无法交流沟通。林祥福、阿强和小美一直固定在生养自己的故土上,小说中没有交代他们是否会讲通行的官话,但小说中写道,阿强、小美到达林祥福家的当晚,三人围坐在煤油灯前,交流沟通无碍,这是否可能呢?即使在普通话得以大力推广的今天,千里之隔的两地上的人们,如果不借助普通话,也是很难交流的。这种差异作者应该考虑到。小美病倒的第二天,阿强说无法带她上路,询问林祥福是否可以收留他的妹妹,待他在京城找到姨夫后再来接她;而林祥福点头答应,也过于简单,不太符合常理。林祥福并不清楚小美兄妹的来历,单凭他们兄妹的一番说辞,就会信任他们吗?他们是不是盗贼,染没染官司,是不是清白等疑虑,这些应该都是林祥福的疑虑。我们看到的公案传奇和武侠小说,一般都会写到主家对陌生来人投靠落脚的顾虑,《文城》却对此语焉不详,并以这样一段叙述给整个文本设置了一个武侠小说般的悬疑——“这位哥哥走到炕前,再次用林祥福无法听懂的飞快话语与妹妹说了几句话,然后背起包袱,撩起长衫跨出院子的门槛,从小路走上了大路,在日出的光芒里向北而去。”这位哥哥刚走,小美随即康复,如她突如其来的病倒以及天外来客般的出现一样,给人扑朔迷离的印象。

细节上的不合情理之处,小说中也比比皆是。林祥福五岁时,父亲突然倒地挣扎,“父亲在地上挣扎的样子让他咯咯笑个不停,直到母亲奔跑过来跪在地上发出连串惊叫声,他才止住笑声……”林祥福此时已近五岁,也非智障儿童,面对痛苦挣扎的父亲,他竟然大笑不止,不大符合一个正常儿童的反应和表现。小说中林祥福与小美一起生活至少半年之久,林祥福竟然没有问过小美的生辰日月和属相八字,因此引起了媒婆的惊诧。按照林祥福的家庭出身以及母亲给予他的教育,似乎也不大正常。小说前面写到,林祥福的父亲死后,留给儿子四百多亩田地和六间房的宅院,还有一百多册的线装书。母亲饱读诗书,一边织布一边指点他的学业,他“从三字经学到了汉书史记”。在病重期间,他仍“把小桌子和小凳子搬到母亲躺着的炕前,备好笔墨纸砚打开书籍,继续接受母亲的指点”。按常理和当时的历史实际,他的母亲应该给他讲过传统婚姻中至为重要的三聘六礼,他也不可能不对三聘六礼有所耳闻。母亲去世前为林祥福的婚事张罗,到附近为儿子相亲,挑挑拣拣十来次,也没有相中满意的姑娘,除了对女方的相貌有所挑剔之外,应该也有生辰八字的考虑。即使就此不论,但凡普通人,一起生活半年甚至更久,也应该问到生辰和属相的。同样还有,一起生活半年之久,小美对村子周围应该有所了解,尤其是庙宇,这是中国农耕社会公共活动的重要平台,也是农村女性寄托精神的一个重要场所。小说中小美已跟林祥福共同生活了半年以上,竟然问林祥福附近有没有庙宇,她想去烧香,求菩萨保佑哥哥。林祥福新婚当天去买酒,也不大正常,婚礼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提前就已备好;退一步讲,即使新婚当天,新郎亲自去买酒,酩酊大醉而归,也不大合常理。小说写到顾益民的三个儿子在大儿子的培养下,贪色好嫖,都成了跳杆高手,可谓神奇。但其最小的儿子年仅七岁,就好色成瘾,并能哼着小曲助跑四五米,撑杆跳过小河去嫖妓,就是一味逞奇的荒诞不经了。奇外有奇更无奇。细节的崇尚奇险,搜罗怪异,使得整个小说失去合理性和真实性。

小说的后半部分一个重要的情节是小美的被休,也是破绽甚多,不合情理。小美的婆家溪镇距离娘家西里村并不遥远,坐船不过两个时辰,连船家都知道她是织补沈家的媳妇,娘家在西里村,可以说这是一个农耕时代典型的中国熟人社会。当小美的弟弟丢了卖猪的一串铜钱找到小美时,小说写道:

“她进入沈家八年,没有一文私房钱。小美呆呆听着弟弟翻来覆去的哭诉,觉得他是那么的陌生,她联想到了万亩荡西里村的父母兄弟,觉得他们和眼前这个弟弟一样陌生,他们八年没有音讯,她只是在婚礼那天,看见他们双手插在袖管里鱼贯而入,又双手插在袖管里鱼贯而出。”

小美嫁到沈家八年,“没有一文私房钱”,令人惊奇;但八年间没有回过娘家一次,想不起父母兄弟的面容,就匪夷所思了!在传统中国社会,不管亲家如何鄙视对方,一些表面的礼节往来一般还是有的,小美的婆家和娘家坐船也不过两个时辰,婆家如此失礼,难道不怕街坊邻居指脊背?《红楼梦》里即使嫁到皇宫的元妃,皇帝还让她过些年回家省亲一次呢!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也不大合理,小美因为接济丢钱的娘家弟弟(数量也不大,不过是铺面两天收入的一部分)而被婆婆下了休书,原因是犯了婆婆恪守的“妇有七去”中的“盗窃”。这“七去”中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无子”也是要“去”的,这应该是小美的婆婆一类中国妇女最为看重的“妇道”。小美和阿强同床共枕两年没有生育,婆婆没有因此而驱逐小美,却因小美接济了娘家弟弟一笔数量没有多少的日常收入而驱逐儿媳,不但不近人情,也不合情理。小美的婆婆性格古怪,但也并非冷酷无情的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小美新婚翌日,她不就是将自己的银簪子插进儿媳的发髻吗!仅仅因为一点小钱驱逐儿媳,而不因为没有生育而责怪儿媳,岂不怪哉?

此外,还有一些人物的对话,除了不合情理之外,也写得相当蹩脚。如林祥福渡过黄河时,因为毛驴无法渡河,只得卖掉,他对毛驴说:

“你跟了我五年,五年来耕田、拉磨、乘人、挽车、驼货,你样样在行。从今以后,你要跟着别人了,这往后的日子你好自为之。”

这个“好自为之”,让人哭笑不得。

第三十三节,陈耀武被绑票第十一天后,土匪送来了帖子,一夜未眠的李美莲拔下扎在门上的尖刀,回到屋子,小说写道:

陈永良看着李美莲手里拿着的纸张和尖刀,悄声问:“帖子来啦?”

李美莲点点头说:“来了。”

这两句纯属冗余,完全没有必要。陈永良看着纸张和刀,自然明白是什么,即使拙劣的影视作品,遇此情景,也会通过人物神态和面部表情去表现这对夫妻的惊恐和不安吧。

第四十八节旅长的副官李元成看上了林百家,林祥福告知女儿林百家已跟顾益民的儿子顾同年订婚,李元成对林百家说:

“记住我,李元成,将来你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大英雄李元成,必定是我,你若是落难了,就拿着报纸来找我。”

这一番话莫名其妙,大英雄报纸是否一定登载不说,拿着登载大英雄的报纸,就能免于危难吗?接下来的是林百家的反应——“副官说出来的是林百家从未听到过的那种话,她不由笑了笑”。李元成和其舅舅即旅长等一帮人来耀武扬威,林百家的父亲“林祥福战战兢兢地看着旅长”,林百家却“笑了笑”,实在不太对劲。

《文城补》第十四节写阿强到小美家,小美的父亲称呼阿强为“女婿大人”,哥哥弟弟称呼阿强为“姐夫大人”“妹夫大人”,也不合乎情理。阿强不是读书人,也没有做官,他只不过从事织补,生意也大不到什么地方去,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农工商”的格局中,商人的地位并未高到以“大人”称之的地位。岳父一家人称自己的女婿为大人,很难说得过去。

细节是小说最基本的生命单位,“生动的细节一抓住人们的想象力,就能产生一种特别鲜明的色调,即一篇小说给人们的‘感受’,而这种‘感受’,这种氛围,就是表明小说含义深邃隽永的一种要素”13。逼真、细腻、生动的与主体结构有机融合的细节,不但有利于人物的塑造,主题的凸显,同时也增强了小说的生动性和真实感,使得作品产生难以抗拒的艺术魅力。《文城》不乏生动饱满的细节,但也有不少与主题内容无关的细节堆砌,更严重的是,不少看来精致的细节缺乏常识,甚至出现知识性的错误,对文本造成致命的损伤。《文城》多处写到月亮,其中一些写得也不坏,但个别问题却很大。如小说第八节写到小美再次离开的前夜,晚饭后给林祥福交代平日食用,有这样一段:

小美没再吱声,林祥福的鼾声一阵一阵响了起来。这是二月最后一个夜晚,月光从窗口照射进来,洒在炕前的地上,从窗口进来的还有丝丝微风,带来残雪湿润的气息。

按常识,我们知道,农历月底最后一天整夜是看不见月亮的。倘按阳历,倒有可能,不过中国采用阳历纪年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次年即1912年,而故事此时的背景是晚清——阿强的姨夫曾在恭亲王的府上做过事,“阿强相信他那有权有势的姨夫能够为他在京城谋得一份差事”,并以此理由诓骗林祥福——等到京城谋得差事后,来接生病不能同行的小美。退一步讲,阿强不知道辛亥革命已经爆发,不知道辛亥革命次年已经采用公元纪年,而捆绑在土地上的林祥福和未离开江南乡下的小美却以公元纪年,也不是匪夷所思么?实际上,这是故事的叙述者缺乏常识。同样的还有林祥福女儿林百家的年龄。林百家十二岁时跟顾益民十五岁的儿子顾同年订婚,不久,溪镇附近沈店的北洋军跟国民革命军交火。我们知道,国民革命军同北洋军交火应该在北伐战争时期,发生在1926年到1927年。此时林百家十二岁,那么她应该出生在1914年或是1915年。而小说前面交代,小美跟林祥福相遇,清朝还没有灭亡,她跟阿强还谋划着通过恭亲王府上的姨夫在京城找一份差事,半年后,弃林祥福而去的小美因为怀有林祥福的孩子,又重新归来,时间最多也不过清朝灭亡的1911年或者1912年,那么,林百家应该是十六岁或者十五岁,这时间才能合榫。这是作者的疏忽呢,还是缺乏历史常识?

《文城补》第十七节写阿强带着小美跑到上海,两人体验了一下现代都市的先进和文明。小美接触了电灯,在静安寺看了电车,在大世界游乐场看到了哈哈镜。初看起来,这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稍微了解上海历史的人就会发现,这明显是时空错乱:1908年,上海首次试行有轨电车,而大世界游乐场,1917年的法国国庆节,才在上海法租界盛大开幕。小说故事发生时间,与有轨电车出现的时间比较接近,但绝对不可能去大世界游乐场看哈哈镜,因为那时候大世界游乐场还没有诞生。如果有轨电车和大世界游乐场同时出现,与小说的时间与情节完全冲突,因为当时小美和阿强还幻想着去找在恭王府做事的姨夫谋差事,清朝灭亡六七年,阿强和小美不可能不知道。假设小美和阿强是大世界游乐场开幕时的第一批游客,那么小美后来和林祥福所生的女儿林百家在北伐战争时,也明显小于十二岁。

我们知道,小说是虚构的叙事文体,即使虚构的指向现实的传奇,人物的性情、面目、言语、行为也有其不得度越的生理的物理的以及历史的限制,一旦不服膺这一个法度,小说的现实关涉功能就会完全溃败。《文城》细节存在的问题和硬伤,如同一只白蚁,蛀毁了整个文本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使得整个故事如同沙上之屋,摇摇欲坠。略萨说:“如果我们给已经写出的小说(它只有讲明的素材)一种引申为圆桶、即小说整体的形式,那么选定这一物体的特有外表就构成了一个小说家的独特性、即他自己的世界”。这种“小说整体的形式”即“圆桶”应该趋于“完美”——“整个故事不省略任何一个细节、一个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有助于理解人物的物体和空间、处境、思想、推测、文化、道德、政治、地理和社会的坐标,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会出现某种失衡,就会难以理解书中的故事。”14当然,没有任何一部小说完美无缺,但如果“某种失衡”程度严重的话,那么无疑会导致文本世界出现裂缝甚至坍塌。在《文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余华这种趋于“完美”的愿望和努力,但他的知识学养和早已固化的知识结构造成的限制,不但没有突破,而且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

结 语

从人物形象来说,《文城》中林祥福、小美、陈永良、顾益民、田大等形象迥异于余华之前的小说人物,具有神秘性和传奇性;就精神蕴含而言,林祥福的痴情执着与坚韧不拔,小美的哀婉凄惨与忍辱负重,陈永良、顾益民、田大等的仁义诚信与立己达人,林祥福与田大及其兄弟之间感人的主仆关系,林祥福与陈永良因做木工而缔结的动人友谊,都可谓是我们传统道德价值中最温馨、最美好的部分,不乏感人之处。也可以看出,作者是带着真诚的感动和凭吊的温情来塑造人物,来追挽传统道德与伦理中的这些精粹的。

然而,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整部作品却是失败的。《文城》的故事虽不乏感动,但陈旧老套,人物性格缺乏深度;叙事简洁流畅,但关键转捩之处疑窦丛生,逻辑上经不起推敲;景物描写细腻生动,但多处与情节无关,显得冗赘多余;小说前半部分情节进展缓慢,到第一百页才出现清晰的历史背景,后半部分情节炫奇逞暴,基本上是土匪绑票与筹钱赎人,融汇了先锋时代余华的“迷宫”与“残酷”;结构松散甚至脱节,头重脚轻,似乎杂糅了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和《在我弥留之际》情节结构,是一个福克纳“南方传奇”的中国版。我们毫不怀疑作者感情的真挚,但这一南方传奇演绎得实在缥缈玄幻。如果我们将《文城》当作严肃文学来读,不能不说太俗;当作通俗文学来读,又不能不说有点雅。可以说,这是一部游走在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纰漏甚多的“南方传奇”。

[注释]

1 蓝仁哲:《〈八月之光〉的光谱(代译序)》,[美]福克纳:《八月之光》,蓝仁哲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2 3 4 5 6 [美]福克纳:《八月之光》,蓝仁哲译,第44页、第12页、第14页、第309页、第309页。

7 李文俊:《“他们在苦熬”(代序)》,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8 [加]弗莱:《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9 蓝仁哲:《“谁”弥留之际》,[美]福克纳:《我弥留之际》,蓝仁哲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10 [美]雷内·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张隆溪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页。

11 余华:《文城》,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凡本书引文,只标页码。

12 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03页。

13 [美]布鲁克斯·沃伦编:《小说鉴赏》(双语修订第3版),主万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51页。

14 [秘鲁]巴尔加斯·略萨:《谎言中的真实》,赵德明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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